1754年J.Pristly(普利斯特利)在加热石灰和氯化铵的混合物时，发现了氨；1809年W. Henry(亨利)进一步确定了氨的分子式NH3；1913年Basf公司在德国 Oppau(噢伯)建立了第一套日产量30t合成氨的生产装置，从而为合成氨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合成氨本身除了作为直接肥料施用外，最主要的是作为中间产品加工成多种化肥。
我国化肥工业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世界工业发展较慢，我国的氮肥工业起步发展也比较缓慢，只有建于1935年的大连化学厂（即伪“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和1937年范旭东先生在南京卸甲甸建的永利铔厂两个氮肥企业，合成氨总设计能力为4.65万吨，只有硫酸铵一种氮肥品种，1941年，这两个厂的最高年产量曾达到过22.7万吨，到1949年，只有永利厂还在生产。另外，还有吴蕴初先生兴建的天利淡气厂和鞍山、抚顺两个炼焦副产硫酸铁车间3个氮肥生产厂点。而在建国前夕，这些厂点或因遭到破坏不能生产，或因原料短缺而停产。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工业建设基础比较弱，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国家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工业振兴。1949年，全国氮肥的实际产量只有6000吨（纯），而我国面临着要以世界约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的艰巨任务。
为解决国人温饱问题，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氮肥工业发展，把化肥生产和建设作为农业发展配套建设的重要产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1953-1957年），对老厂进行了恢复和较大规模的扩建。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首先恢复了南京和大连两个化肥厂的生产，迅速为农业提供了急需的化肥。与此同时，也为全国发展化肥工业提供了生产和管理经验，培养了大批各类人才。
大连解放后，伪“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更名为大连化学厂，是解放后国家重点恢复的工业企业之一。作为建国初全国最大的国营化工企业，大连化学厂在恢复和建设时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大连化学厂就于1951年全面恢复了合成氨、硫酸、硫酸铵等产品生产。接着，又进行改建和扩建，在改建和扩建过程中，设计并试制成功2400马力（1765.2千瓦）高压氮气压缩机，开创我国自制高压化工机械的先例。
当时，秦仲达任大连化学厂厂长。1951年7月1日，合成一、二系统投入生产不久，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到大连化学厂视察工作。周总理在看过炼焦、造气、合成和硫酸、硫铁车间，听了关于工厂的修复工作和今后改扩建计划后，勉励道：“像这样的化工厂，我们国家还不多。你们要继续恢复和发展生产，培养更多的人才，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1953年秋，朱德总司令到大连化学厂视察，并指示：“要依靠广大群众，把工厂办得更好。”
老一辈领导人的谆谆教导为大连化学厂的恢复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也给当时大化全厂职工巨大的鼓舞和信心。
与此同时，永利铔厂也在全国解放后快速恢复了生产。1951年该厂试制成功合成氨用的催化剂，1952年公私合营后，改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宁厂，后改为南京化学工业公司氮肥厂，并开始扩建。1954年，试制出固定层煤气发生炉和高压循环压缩机。1956年试制成功多层包扎式320kg/cm2（31.36MPa）的合成氨塔。20世纪50年代中期，用无烟块煤代替焦炭制取合成氨原料气获得成功。
1952年，时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管理处基建处任副处长的归国学者黄鸿宁，主持南京化肥厂扩建设计，并任永利宁厂（后改名南京化肥厂）扩建设计组组长兼工程总负责人。所有的洋技术和土方土法只要能想到的都用上了，这项由日产80吨氨扩大到140吨氨最终到200吨的工程，在黄鸿宁带领的设计组共同努力下，不但按期完成了设计和施工，而且工厂投产后1年内就顺利达到了设计的产量指标和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为加快化肥建设，黄鸿宁领导编制定型设计。1956年，黄鸿宁一行到捷克参加国际氮肥会议，会上一致认为我国制造氮肥合成氨的醋酸铜氨液洗法比苏联的碳酸铜氨液洗法和美国的甲酸液洗法还要先进。这次会议证明中国的化肥制造达到了国际水平，让大家信心大增。
1957年，黄鸿宁随当时的化工部副部长侯德榜去日本考察，发现日本也在搞尿素试验并投产成功。这一消息坚定了我们国家发展尿素的决心。当时提出用“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来发展尿素，并在南京开始建立尿素试验车间。
50年代末，为了增产化肥加快建设速度，化工部领导提出了编制可重复应用的定型设计的任务，黄鸿宁接受任务领导编制年产5万吨合成氨的省级和1万吨合成氨的专区级氮肥厂的定型设计。黄鸿宁认为当时国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了，许多设备能在国内自行开发设计制造，决不从国外购买。因此，在上海众多工业企业的支持下，当时工程所用材料设备实现了100%国产化，材料实现80%国产化。（童 玲 张 琴）
